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、省人民检察院惩治虚假诉讼犯罪新闻发布会现场。王华卫 摄

浙江 刑罚之剑指向虚假诉讼 

 2010年8月23日  人民法院报

 
 
  空白纸上写句话，凭空欠下百万元，原、被告“手拉手”去诉讼，图的是给欠条一件合法外衣。当诉讼日益成为维护合法权益和解决争议的重要手段时，伪造证据、借助诉讼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虚假诉讼现象也日益增多。近日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、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《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》，对这种骗取法院裁判文书的行为使出杀手锏，明确追究虚假诉讼参与制造者的刑事责任。

  首次定义虚假诉讼

  在经济关系日益复杂的今天，一向怕“惹官司”的国人，也制造起“假官司”，企图在法庭上演。

  吕振韶是朱金进的舅舅，拿着4张借款人署名均为朱金进的借条复印件，吕向永康法院起诉要求朱金进、颜晓芳夫妇归还借款277万元及利息10万元。吕还向法院申请对其在四川成都的房产和银行存款进行财产保全。

  审理中，法官有了疑问，“作为普通工人，吕振韶哪来数百万资金？”但在诉讼主体、证据形式上看不出瑕疵。碰巧的是，颜晓芳也向法院反映借条是舅甥俩合谋伪造。随后，法官调查发现，短期内该院已受理以朱金进夫妻为被告的案件16件，诉讼标的额达480余万元。

  随着调查深入，疑点越来越多：朱金进与颜晓芳感情不和；原告申请保全的存款均为颜晓芳名下存款；以朱金进、颜晓芳为被告的多起民间借贷、买卖合同纠纷，不同身份、不同居住地的原告均委托了同一诉讼代理人。

  细查后，吕振韶对资金来源含糊其辞，无法提供用于借款的银行转账凭据，277万元款项均以现金交付明显不合常理。最终，他不得不承认这是外甥为离婚时多分财产，和他合演的一出“戏”，真实债务仅为5万元。

  类似案件，近年来在浙江基层法院屡屡发生。东阳法院近九成法官表示曾接触过虚假诉讼，八成法官感觉有逐年递增趋势。

  2008年5月23日，一份“平阳法院发现一起虚假诉讼案件”的信息引起浙江高院院长齐奇的重视，随后，浙江高院展开对全省虚假诉讼专门调研，形成《对浙江省有关“虚假诉讼”问题的调查与思考》调研报告。当年12月4日，浙江高院制定了《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案件的若干意见》，率先对如何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进行了明确规定。

  《意见》第一条界定，“虚假诉讼”是指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恶意串通，采取虚构法律关系、捏造案件事实方式提起民事诉讼，或者利用虚假仲裁裁决、公证文书申请执行，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或执行，以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。

  这是国内首次由司法机关将“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恶意串通，采取虚构法律关系、捏造案件事实方式提起民事诉讼”现象正式界定为“虚假诉讼”，与以前“恶意诉讼、诉讼欺诈、诉讼诈骗”的概念相区别，作为一种独立诉讼现象进行研究。“之所以要独立出来，既考虑到虚假诉讼数量在不断增加，其社会危害性比一般单方诉讼欺诈、诉讼诈骗更甚，又因为其具有自身显著特点，公然蔑视国家法律，挑战司法的严肃性、权威性。”平素儒雅的齐奇此刻一脸严肃。

  现形之难与打击之难

  朱金进为多分共同财产进行虚假诉讼露了马脚，没有得逞。“实践中形形色色的虚假诉讼，相当数量难以发现，或是即便觉得有嫌疑却缺乏有效证据证实。”浙江高院研究室主任魏新璋说。

  对虚假诉讼现形之难深有感触的玉环法院速裁庭庭长孙宾表示，能够查处的虚假诉讼一般都是受害人因自身利益受损，顺藤摸瓜发现后提供给法官的线索。在虚假诉讼案件中，当事人之间一般存在亲属、朋友、同学等特殊关系，行为默契，查处难度大。为避免露出破绽，当事人到庭率较低，大多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独参加诉讼，给法院查清案件事实设置了障碍。他们大多选择调解结案，纠纷的解决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，“加上前些年过多强调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，弱化了法官对调解协议的合法性审查，使虚假诉讼者有了可乘之机。”他说，从目前查处的虚假诉讼案来看，很多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，甚至有提前私下拟好调解协议，就等着法院认可。

  杭州中院副院长王治建还从刑法视野提出打击虚假诉讼的掣肘。“由于虚假诉讼预谋的隐蔽性，受害人即使发现自身利益受损，也很难给公安提供足以立案的证据。当事人事先对证据做了充分准备，有的还请律师参与其中，庭审中又相互配合，很难看出破绽。公安往往花费大量的人力、物力，却收效甚微，侦查难度相当大。”

  他还提出对虚假诉讼准确定性难的问题，“我国现有刑法条文中，没有一个罪名与虚假诉讼直接对应，司法实践中对其处理非常不统一，多以诈骗罪、妨害作证罪、帮助伪造证据罪等来给虚假诉讼中的涉案人员定罪。而在学界，又有无罪说、敲诈勒索说等理论。为满足现实需要，迫切需要上级法院对虚假诉讼加以统一规范。”

 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

  为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案件，维护司法权威，帮助基层法官祛除虚假诉讼之扰，2008年12月，浙江高院出台了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案件的18条意见，从防范机制、处理机制和奖惩机制等方面进行全面规范。

  首先是建立虚假诉讼案件防范机制。要求全省法院在立案大厅或法庭立案窗口设立禁止虚假诉讼的告示，引导当事人诚信诉讼。锁定民间借贷、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为被告的财产纠纷、改制中的企业为被告的财产纠纷、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等6类虚假诉讼高发案件，要求特别关注；对于诉讼中存在原告起诉的事实、理由不合常理，证据存在伪造可能；原、被告配合默契，不存在实质性的诉辩对抗；调解协议的达成异常容易等异常表现的情形，审判人员应谨慎审查，严防虚假诉讼。

  一旦发现有虚假诉讼嫌疑的案件，审判人员应立即报告，并将有关异常情况记载附卷，在每个审理环节予以警示。对有虚假诉讼嫌疑的案件，应责令当事人接受法庭调查或出庭参加诉讼，或责令当事人出示原始证据；要求证人出庭作证，向利害关系人通报，通知其参与诉讼。必要时可依职权调查取证，并邀请有关部门、人员参与审查调解协议。

  第二招是建立虚假诉讼案件的处理机制。与虚假诉讼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案外人，可以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。经审查确认属于虚假诉讼的案件，已经作出生效裁判文书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予以撤销，并裁定驳回起诉。对有虚假诉讼嫌疑的案件，当事人申请撤诉的，人民法院可以准许；经审查确认属于虚假诉讼的案件，当事人申请撤诉的，法院不予准许。

  鉴于虚假诉讼隐蔽性强，仅靠法官去发现颇有难度，浙江高院还建立查处虚假诉讼案件的奖惩机制和通报机制，发动案外人员，特别是知晓案情或与案件有一定利害关系的第三人，积极举报虚假诉讼线索，对查证属实的，给予必要奖励。对参与制造虚假诉讼的有关人员，依法予以训诫、罚款、拘留；对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对参与制造虚假诉讼的律师，建议司法行政机关吊销其执业执照。

  为将这三招落到实处，鄞州法院在受理案件后，要求立案人员询问当事人有无其他案件在诉讼程序，并比对审判流程管理系统数据，查询其他诉讼信息，以书面形式附于案卷中，一并移交给承办法官，以方便其判断和防范虚假诉讼；在审理中发现虚假诉讼嫌疑的，承办法官要通过实地调查来甄别；该院还编撰了“虚假诉讼警示手册”，立案时向当事人出示，用实案实例进行事前警示，形成一定的威慑。

  刑罚亮剑击中痛处

  “因业务量不多，当时只想表现自己，没想到不但断送了律师生涯，还把自己送进了牢房。”6月3日，浙江某律师事务所原律师何慧强站在江干法院被告席上，对自己精心策划“虚假诉讼”后悔莫及。

  2008年12月，陈海东之妻包某向江干法院起诉离婚。陈海东为使包某在离婚时少分财产，通过他人找到律师何慧强，何慧强提出让陈海东串通他人虚构夫妻共同债务，通过虚假诉讼将夫妻共有的一套房屋用来清偿。随后，何慧强打印一份空白借款协议，让沈建明、陈海东分别以出借方、借款方名义签字，何慧强又在借款协议中填写了借款金额及时间等，并让陈海东书写了收条。2009年3月，何慧强以沈建明的诉讼代理人身份向江干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陈海东归还沈建明借款及利息共计85万元，同时申请对房屋进行诉讼保全。事发后，何慧强以妨害作证罪被判处三年六个月。

  “由于刑法典没有明确针对虚假诉讼犯罪的专门条文，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，许多明显构成犯罪的虚假诉讼行为，很多只是司法拘留了事。个别进入到刑事诉讼程序的虚假诉讼犯罪案件，也存在定罪不一、量刑较轻的问题。”浙江高院刑一庭庭长陈光多说，为规范全省类似案件的处理，浙江高院与省检察院联合出台《指导意见》，从虚假诉讼犯罪的目的和手段两方面，对虚假诉讼犯罪适用法律作出规定。

  “从目的方面规定：为了提起虚假诉讼，或者在虚假诉讼过程中，指使他人提供虚假的物证、书证、陈述、证言、鉴定结论等伪证，或者受指使参与伪造证据，按照妨害作证罪、帮助毁灭、伪造证据罪处理。为逃避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，进行虚假诉讼，套取、转移财产的，按照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处理。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便利，进行虚假诉讼，侵吞本单位财物，根据单位的不同性质，分别按照职务侵占罪、贪污罪处理；从作案手段方面规定：在伪造证据过程中触犯相关法律的，分别按照伪造、变造、买卖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、印章罪，盗窃、抢夺、毁灭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、印章罪，伪造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印章罪，伪造、变造居民身份证罪等处理。”

  杭州中院积极与市检察院、公安局、司法局共建联动阻击机制，明确公检法司各单位具体职责，检察院收到虚假诉讼案件线索后，可依法进行初查，移送有管辖权的侦查机关。公安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虚假诉讼应立案侦查。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参与实施虚假诉讼的当事人及其他相关人员，可依法予以训诫、罚款、拘留；涉嫌刑事犯罪的，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院；确实存在虚假诉讼情形并导致法院原审生效裁判错误的，法院应按审监程序自行再审。各机关在查办虚假诉讼案件过程中，可相互调阅或复制有关案卷，交流传阅各自形成的书面材料，同时以定期召开联席会议、走访调研等形式建立日常联系机制，共研办案疑难点。

  本报记者 余建华 孟焕良